名、字是由尊长代取，而号则不同，号初为自取，称自号。
中国古人的姓名和现代一样，是人们在社会交往中用来代表个人的符号。我们现在称某人的名字是什么与古人是不同的。古人名是名，字是字，各有用途。古人一诞生就起名，成人后则有字，号；死后有谥号。《礼记·檀弓上》：“幼名、冠字，周道也。”
字与名有密切关系，字往往是名的补充或解释，这叫“名字相应”，互为表里，故字又称作“表字”。这三种是主要的，另外还有以干支五行命字，以排行命字，或者字行加排行，字后加父（甫）的情况一般也归入字的范围。
命字方面与命名同样，有着时代气息，一个总的趋向是美词化和尊老化，在尊老化方面更加显。唐宋以后，由于理学加强，一些繁文褥节越来越多，读书人之间在称呼上也大做文章，称字，是为了表尊敬，但时间长了之后，渐感称字还不够恭敬，于是又有了比字更表恭敬的'号。
“名”，是个人的特称，多由父母长辈起取，并往往通过取名体现对子女的期望。
“字”往往是“名”的解释和补充，多与“名”的涵义相近或相辅，与“名”相表里，所以也称“表字”。也有“字”和“名”互为反义的。
“号”分几种：“号”是人的别称，又叫“别号”。古代的文人，大多给自己起“号”，用以表示个人的情怀，又称“自号”。外人给起的具有特出意义的号叫“外号”。过世后，别人为了纪念他，给他起的号叫“谥号”。“谥号”多为故君主的专用词。
古人相见，在名﹑字﹑号的用法上很有讲究。名一般用于自称，或上对下，长对少的称呼；当上对下，或尊称对方时，则称字﹑号，平辈之间，只在很熟悉的情况下才互相称名。
“平辈之间称呼用的是对方的字而不是名，”这个是基本礼貌，在汉代，这个要求更为严格。平辈间称呼对方的名，是完全不许可的，哪怕是帝王称呼大臣，也只能是字，而不是名。
称呼长辈或上司，则只能称呼对方的号，不能直呼其名，也不能称对方的字。能直呼其名的，只能对你的晚辈，或者是年龄小于自己，且关系非常亲密的下级。
自周朝开始，古人便形成了成年取字的礼俗，《史记》与《汉书》在记述人物传记的时候，通常会在篇首列出人物的姓名与字。
可是不知您发现了没有，韩信、萧何、陈平、樊哙……这些汉初鼎鼎大名的开国元勋竟然都只有名而没有字！难道是司马迁与班固双双都忘记记载了吗，还是这其中另有隐情呢？
先秦的“字”
今天我们习惯将“名字”一词连称，但现在除了一些爱好风雅的文人之外，绝大多数人已经没有了取字的习惯。“名”与“字”在古代是相互区别的两种文化。
姓名文化由来已久，若要追根溯源，就算是追到上古时代也未必能厘清。而古人取字礼俗的起源就比较清楚了，自西周开始就有了“男子二十冠而字，女子许嫁笄而字”之说。但这最初仅仅是对于贵族阶层的子女而言的。
在读先秦人物传记时，您可能会发现一些人名显得十分特别，例如百里奚的儿子“百里孟明视”，他的名字竟然有五个字之多！这其实是因为先秦人常常习惯将姓氏与名、字并称的'缘故。
“百里”是氏，“孟明”是字，“视”才是他的名，而百里氏是姬姓一脉，若按现在“姓+名”的方式来称呼，他应该叫“姬视”。
类似的还有“鲍叔牙”，您不要以为“叔牙”是他的名，其实鲍叔牙字“叔”名“牙”。
从上面的两个例子中，您可能还发现了，先秦时人的姓名除了习惯将名与字同称之外，还特地将“字”置于“名”之前，这也是先秦时特有的一种称呼方式，因为到了汉朝以后，人们就开始形成先“名”后“字”的称呼方式并一直沿用下去。
古人为何取字
既然古人早已经有了姓氏和人名作为称呼，为何又要取字呢？古人取字绝非多此一举。
因为字承载了区别于姓名的丰富意义与内涵。字可以理解为是名的一种延伸，所以后世古人根据名的含义来取字的情况很多。
而更深层次的内涵则是“字”首先代表了成年的意义。古代男子二十岁、女子十五岁时要举行成人礼，这标志着从孩童到成人的转变。
行礼之后就可以开始享受成年人的权利但同时也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字则是这一成年的印记。
古人既已成年，就意味着会得到一定的社会地位与尊重。以前的乳名、小名等也不能再让人随意称呼，否则就显得太过轻慢无礼。因此就需要再取一个用于成人社交的尊称，这就是字。
此后，自己的名只用来表示谦逊的自称或只能由长辈、师长及位高者来称呼。前面说到，取字的礼俗最初只由上层贵族专享，可以说整个先秦时代都是如此。
因此拥有“字”对于一个人来说还是标榜其社会地位的一个象征。字的涵义如此丰富，此中的意义是姓和名所不具备的。
布衣将相
说完取字的相关文化起源之后，就要回到最开始提出的问题上来了。
如前所述，在秦汉之前，取字的礼俗还只是上层贵族才享有的特权，这也就意味着中下层官吏，特别是平民百姓只有名而没有字是一种常态。取字礼俗向下层社会的普及则是汉以后的事情了。
汉朝的开国功臣大多是“布衣将相”。韩信自不必说，他年少时常常游手好闲，靠到别人家蹭饭维持生计。萧何虽不是一介平头百姓，但也仅是沛县的一个小吏，地位同样不高。
陈平少时家贫，有薄田三十亩，只能算是一般百姓。而樊哙更是以屠狗为业，社会地位甚至不及一般农民。
此外还有周勃、灌婴等，同样也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他们都没有取字的权利。与此相反的则是留侯张良，出身韩国贵族，因此才有“子房”一字。
古人刚生下不久就有了名，长大以后要取字，两者相连，通称名字。关于二者的作用，清朝人王应奎曾说：“古者名以正体，字以表德。”意思是说，名是用来区分彼此的，字则是表示德行的。二者性质不同，用途也不大一样。
一般说来，古时候，名是阶段性的称呼，小时候称小名，大了叫大名。等有了字，名就成了应该避讳的.东西，相称时也只能称字而不称名。 名与字在多数情况下共同构成一个人的代号，尽管用途不尽相同，二者之间还是有联系的。古人大多因名取字，名与字内容毫不相干的情况几乎见不到。
古人除有名、字外，又多取号以代替名字。号是一种固定的别名，又称“别号”。早在周朝时，人们就已经开始取号。对此，《周礼》解释说，号为“尊其名更为美称焉”，意思是说，号是人在名、字之外的尊称或美称。早期的号具有这一特点，有号的人多是那些圣贤雅士。如老子别号广成子、范蠡别号鸱夷子皮等。
先秦时期有名字又有号的人并不太多，至秦汉魏晋南北朝时，取号的人仍不很多，名载史籍者仅有陶潜别名五柳先生、葛洪别号抱朴子等数人。但是，到了隋唐时期，伴随着封建国家的强盛和文化的高度发达，在名、字之外另取别号的人也逐渐多了起来。如李白号青莲居士、杜甫号少陵野老、白居易号香山居士，皆属此类。到了宋代，取号之风又有进一步的发展。人们熟知的《水浒传》108将个个都有别号，正是代表着当时的社会风气。
明清人更把取号视为一种时髦，上至皇帝，下至一般黎民百姓，几乎人人有号。正如清人凌杨藻在《蠡勺编》一书中记载的那样，其时“闾市村垄，嵬人琐夫，不识字者莫不有号，兼之庸鄙狂怪，松兰泉石，一坐百犯；又兄‘山’弟则必‘水’，伯‘松’则仲必‘竹’，不尤大可笑也哉。
近闻妇人亦有之，向见人称‘冰壶老拙’，乃嫠媪也”。甚至一些落草为寇的盗贼也有别号。如上述书中举了一个县官审案的例子，就十分能说明问题。这一例子说，一位县官在审理一桩窃案时，责难犯人为自己开脱罪责，犯人突然说道：“守愚不敢。”县官不解其意，一问左右，才知道是犯人在自称别号。
